八月初，渡彭蠡湖，行豫章、庐陵间。

    过庐陵时，遇到以宣德郎致仕的原彭泽令曾安止（字移忠）。这个曾安止，居官期间，白天在料理公务之余，总要到农田去观察农作物的生长情况。遇到农忙时，他还会帮助人力单薄的农家劳作，一边劳动，一边了解情况，但是从不在农家吃饭。

    有一天，烈日炎炎，曾安止劳作到了傍晚，老表硬要留他吃顿饭，为不让老表扫兴，他只好留下来，饭前，他掏出一袋干粮送给该户农家。全家人见状非常惊讶，原来，堂堂县令只是带了一些薯片、两块烧饼下乡充饥。

    曾安止非常热爱农业，尤其喜欢研究农作物。

    他经常到农田去观察作物，遇到老农总要攀谈一番。他走访了许多老农，收集了大量的农作物优良品种，对繁多的水稻品种的品名、来源、性情以及播种、耕作方法，如何因地制宜等等，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

    晚上，坐在豆大的油灯下，参阅前人的成果，整理当天的笔记，常常到半夜三更，有时通宵达旦。

    再加上当时许多士大夫都爱对牡丹、荔枝、茗茶等立书作谱，唯独不见研究农业的官员。

    于是，他决定辞去县令，回到“地产嘉禾、和气所生”的家乡泰和，致力于农学研究。许多有识有道之士对他的这一举动有些想不通，他说：“‘农者，政之所先也。’……唯君子不陷人欲之危，故能安；得天理之正而无不适，故能止。‘安止’二字，乃吾所愿！”

    诸朋友听后，皆深受感动。

    曾安止后半生对泰和周边各地农业生产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潜心研究水稻栽培，搜集大量有关水稻品种及栽培技术的资料，去世前完成《禾谱》五卷。此书详细介绍北宋江南地区五十多种水稻品种名称、特征、栽培技术和管理方法，是继贾思勰《齐民要术》后又一部农业科学着作。

    《禾谱》一书，对本地、对江南乃至对全国的农业发展，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使广大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安民止乱”正是曾公清正为民的品格。

    当时，老曾取出自己引以为傲的农学着作《禾谱》给东坡看，东坡先生见其作“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东坡先生乃作《秧马歌》附其末，用以赞秧马的效率高与节省劳力。

    原来，东坡是想起自己在武昌期间，见当地农夫皆骑秧马。这种秧马多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佝偻而作者，老佚相绝矣。

    也就是说，秧马的腹部用枣木或榆木制成，易滑行，背部用楸木或桐木以减轻重量，形似小船，头尾翘起，中间洼凹，农夫两腿跨坐于船背如同骑马。

    插秧时，农夫将船头上的秧苗插入田中，用双脚使秧马向后逐渐挪动，一边滑行一边插秧。拔秧时，农夫用双手将秧苗拔起，捆缚成匝，置于船后“舱”中，这不仅减轻弯腰弓背之苦，还提高了工效。

    秧马何时发明已不可考，但最早记载秧马的是苏东坡。

    苏东坡在湖北游历时看到当地“农夫皆骑秧马”，想到浙中的稻米的产量为天下的一半，而浙中人却独独不知道使用秧马，就想方设法把这一农具推广开来。后专门作《秧马歌》详细介绍了秧马的形制和使用方法，并在惠州地区宣传和推广。甚至还让衢州进士梁军琯见到张秉道时，让张秉道传授给在阳羡的儿子们使用。

    到了庐陵（今江西吉安），在游览一座禅院时，偶遇一位颇以才学自负的词科进士、吉州安福人刘弇（字伟明），当时因相遇互问爵里姓氏。

    伟明遽对曰：庐陵刘弇。

    盖伟明初不知为东坡，自谓名不下人，欲以折服之也。

    乃复问东坡所从来，公徐应曰：罪人苏轼。

    伟明始大惊，逡巡致敬曰：不意乃见所畏。

    东坡亦嘉其才气，相与遽谈而去。

    章贡二水在千年宋城赣州汇流成赣江，赣江是江西省第一大河流，千里赣江纵贯江西南北。

    赣南属多山之地，赣江在崇山峻岭之间，一路向北，顺顺当当流进了鄱阳湖。旧社会以前，不管是迁徙、经商、做官等，几乎都要溯赣江而上，经大余梅关去岭南来往。赣江成了沟通江西与广东的水路南北交通要道、大动脉。

    古时多乘船，赣江上游之险，尽在十八滩。

    “南康赣石”就是指从赣州城区北门走水路沿赣江而下到万安大坝近百公里蜿蜒曲折的航道——二十四滩。

    唐德宗贞元四年（788），虔州刺史路应首对二十四滩水道进行整治，“凿赣石梗崄以通舟道”。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虔州知州赵再对二十四滩水道进行疏通，“疏凿赣石，民赖其利”。

    经唐宋时期的两次疏浚，“南康赣石”由二十四滩减少为十八滩。十八滩航道变得更为安全与畅通，但仍然艰难险阻不断，船只倾覆事故仍频发。

    十八滩有桃源滩、白涧滩、鳖滩、罗门滩、天柱滩、南风滩、夏府滩、铜盆滩、金沙滩、良口滩、昆仓滩、晓滩、武术滩、小蓼滩、大蓼滩、棉津滩、漂神滩、惶恐滩等。

    十八滩是赣江上游危险重重的水域之一，早在唐代以前就被视为是天下绝险的地方之一。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用“赣川石阻，水急行难”来形容十八滩的滩险。十八滩之所以被视为绝险之处，原因在于它水流湍急和滩多巨石。来往船只经过赣江十八滩，都得格外小心，稍不留神，就会船翻人亡，酿成惨祸。

    北宋年间，苏东坡两次行船至赣江十八滩，坐船经过赣江十八滩的南宋词人、将军辛弃疾在《题造口壁》词中有云：“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宋末元初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叹道“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因为这首感天动地千古绝唱《过零丁洋》，惶恐滩因此被深深地赋予了浓厚的诗韵和凛然的正气。惶恐滩上不惶恐，也成了气节的象征。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绍圣元年（1094），八月初七。苏东坡从河北定州知州任上，先后被贬官到广东英州、广西宁远军、广东惠州。在赴惠州途中，乘船入赣江，经过江西万安县的惶恐滩。面对险滩，远离故乡与朝廷，前途渺茫的诗人苏轼，以达观的精神，写下了这首诗。

    夜宿万安县造口时，闻夜雨，东坡先生赋《木兰花令》：“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夜凉枕簟已知秋，更听寒蛩促机杼。梦中历历来时路。犹在江亭醉歌舞。尊前必有问君人，为道别来心与绪。”，寄给了弟弟子由。

    到了虔州（今赣州），舍舟陆行，登岸后游览了当地的郁孤台、廉泉、尘外亭及天竺寺等名胜，分别赋诗留念。

    东坡先生突然想起，自己十二岁那年就听从虔州游学归来的父亲苏老泉说过，在虔州近城山中的天竺寺有一首白乐天亲书诗：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苏老泉告诉幼年的东坡，当时所见的白乐天的题诗还是“笔势奇逸，墨迹如新”。如今四十七年过去，当已步入暮年、被贬南荒的东坡先生亲身来访此地时，不由得“感涕不已”，遂提笔写道：

    香山居士留遗迹，天竺禅师有故家。

    空咏连珠吟叠璧，已亡飞鸟失惊蛇。

    林深野桂寒无子，雨浥山姜病有花。

    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

    ——《天竺寺》

    在虔州，苏东坡与虔州通判俞括（字资深）游览了崇庆院，拜访了惟湜禅师。俞括以诗文向东坡先生求教，东坡为之讲述了为文之道。

    应当地士大夫之请，自书旧作《虔州百景图》八首，以便当地人刻石。还自题《出颍口初见淮山》诗，作《马祖庞公真赞》。唐代衡山高僧道一，俗姓马，人称马祖。而庞公指衡阳人庞道玄，此人信佛却不剃发，后举家入道，入道前把一家所有的财物沉入西江。

    离开虔州后 经南安过大庾岭，在龙泉钟上题了诗。夜宿建封寺，晓登尽善亭，望韶石。

    大庾岭，即庾岭要塞，为南岭中的“五岭”之一。

    大庾岭位于今江西省西南角的大余县南境，与广东省南雄市接壤，为粤赣交通要道，秦时的横浦关即在此岭之上，有汉武帝时庾胜将军筑台的要塞和唐代张九龄在梅岭建立的梅关。

    张九龄出入岭南，也走过这必经之路，对大庾岭梅关“人苦峻极”的险阻深有感受。

    开元年间的唐王朝，经贞观以来近百年的励精图治，社会繁荣。岭南以沿海之利，海外贸易交通有了很大发展，广州已成为中外海上交通门户的大商港。在这种情况下，开凿梅关古道，改善南北交通显得非常迫切。

    张九龄的建议得到朝廷批准，于是他自任开路主管，趁着农闲征集民夫，开始开凿工程。

    张九龄亲自到现场踏勘，缘磴道，披灌丛，不辞劳苦，指挥施工。

    古道修通后，全长十几公里，路宽近十七米，路两旁遍植松树。路修成之后，张九龄撰写了《开凿大庾岭路序》，记述大庾岭开凿后，公私贩运“转输不以告劳，高深为之失险。于是乎鐻耳贯胸之类，珠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

    由于梅关古道的修通，南北交通大为改观。

    梅岭古道成了连接南北交通的主要孔道，后人誉之为“古代的京广线”，不仅为唐代南北交通作出巨大贡献，而且造福子孙后代。宋代大量移民南下，大庾岭路对他们来说是最快捷便当的通衢大道。

    大庾岭以庾岭为代表性段落，二者是不同范围。

    庾岭古称梅岭、东峤、台岭。相传汉武帝时，有庾胜将军筑于此，因名庾岭。

    “南扼交广，西拒湖湘，处江西上游，拊岭南之项背”的大庾岭，既成古代军事的重要隘口，又是广府人南迁的主要通道 。大庾旧志上说，岭名的由来与两个人有关，“以庾胜戍守”名为大庾岭，“以梅鋗得名”亦称梅岭。